钱正英:体会人大决策程序愈加民主化科学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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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1-09

“如果商家获取号码的来源不合法,或未经当事人同意便采取出售行为从中获利,便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韩骁举例称,例如商家是在其工作过程中获取该号码,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得泄露、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如果商家未经当事人同意,使用信息不当,侵犯他人信息安全权,应对号码持有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并可能面临工商管理部门的行政处罚”。韩骁补充道,在商家非法获取、使用信息的情况下,购买者花钱购买此类“新用户减免”优惠可能属于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九十二条规定:“没有合法根据,取得不当利益,造成他人损失的,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的人。”当商家获取、使用信息不合法的情况下,购买者借用“新用户”身份获取的利益没有合法根据;而“新用户”的使用优惠只有一次,号码合法持有者使用时就不能再享受该优惠,受到了相应损失;所以购买者属于不当得利,应将所得利益返还给号码持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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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指出,此次辽宁舰实现了走出第一岛链航行训练,跨海区开展航母舰载机战术训练、按航母典型作战编成组织全要素、全流程编队整体训练等多项历史性突破。  据辽宁舰航母编队司令员陈岳琪和舰载航空兵参谋长张叶介绍,今年1月,辽宁舰顺利完成了跨海区训练和试验任务。在执行任务过程中,天空中云层很低,不是飞行的好天气,但舰载机飞行员还是在辽宁舰上展开起降训练。虽然南海海域水文气象条件复杂,给舰载机起降训练带来了诸多挑战,但伴着起飞助理标准的放飞手势,一架架歼-15滑跃起飞冲向云层低垂的天空,中国南海上空首现飞鲨身影。  辽宁舰正式入列已四年,从最初的单舰动力适应性测试训练,到后来的舰载机起降训练,再到现在的航母编队出岛链训练,这对中国海军而言,无疑是质的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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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正英,第一届至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七届至第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1997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2000年6月获中国工程科技奖。 正值全国人大成立60周年之际,一个阳光明媚的上午,在钱正英家里,这位90岁高龄的三届老人大代表接受了记者采访,她也是迄今为止记者采访的年龄最大的全国人大代表。   亲切热情,这是钱正英给人的第一印象。

这位高龄老人回忆起当代表的经历时,口齿清晰,思维敏捷,底气十足,对很多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

  因为她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对钱正英的采访,就从1954年她参加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谈起。 这次会议有两件大事载入史册,一是诞生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二是毛泽东当选为共和国主席。 但对钱正英来说,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正是在这次会议期间,她生下了她的第二个孩子。   “我那个出生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的儿子今年也60岁,要退休了。

”钱正英饶有兴趣地向记者回忆起自己这段难忘的经历:  “1954年7月,淮河爆发特大洪水。 当时我已经怀孕7个月了。 但是接到任务后,我立刻挺着大肚子赶赴防汛救灾第一线,并在那里工作了一个多月,吃、住、工作都在安徽蚌埠淮河防汛指挥部。 ”此时,正在一线救灾的钱正英被通知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8月底,淮河抢险告一段落。

9月初,钱正英返回北京。 此时,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已临近召开,而钱正英的预产期就在9月底。   急匆匆从抗洪防汛一线回来,钱正英就参加了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预备会,“当时自己脑子还没有转回来”。

1954年9月8日,距人代会正式开幕只有一个星期了,快中午的时候,正在北京饭店参加预备会的钱正英肚子疼了起来,随后急忙赶到北京医院。

到了医院,钱正英就跟大夫讲:“我是人大代表,马上要开大会了,现在我的预产期还没到,能不能先把胎给稳住,让我开完会再生产”虽然预产期没到,但孩子已进了骨盆,见此情况,北京医院的大夫有些为难,但最终还是在钱正英的请求下给她打了一针。   当时钱正英的婆婆就有意见了,老人家说,哪能这样呢孩子该生的时候你不让他出来,怎么行当天晚上,钱正英的第二个孩子就出生了,母子平安。 虽喜得贵子,但她错过了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开幕式,幸福之余,钱正英也感到遗憾。

  眼看9月25日人代会就要闭幕了,但此时钱正英还在坐月子。

在选举的那天,钱正英便向医院提出申请,要去人代会参加选举。 在征得同意后,钱正英参加了最后的投票。

而当时她的特殊身体情况,也让她有了特殊的投票经历。

“为了照顾一些行走不方便的代表,工作人员特地在旁边一个休息室里设置了投票箱,我就是属于被照顾之列的。 ”钱正英回忆说,“和我一起投票的大约有七八位代表,我认得出的有齐白石、盖叫天,但当时大家都不认识,也没有打招呼。

投票时间很短,很快就结束了。

”虽然一再强调自己当时只是一名普通的代表,但其实那一年,31岁的钱正英已是水利部副部长。

  钱正英是一届、二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但她曾分属于江苏和浙江两个不同的代表团。

对此,钱正英笑着解释说:“我那时候长期在苏皖边区工作,所以人家一直认为我是江苏人。

一届全国人大时,就在江苏选进代表团,后来又连任,这样我就在江苏代表团当了两届代表。 实际上,我的祖籍是浙江,我的父亲是浙江人,一直到‘文革’之后,浙江人才发现这个问题,把我选进浙江代表团。 ”  1955年7月18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邓子恢副总理代表国务院作了《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报告》。 经过代表们热烈讨论,于当年7月30日通过决议,批准国务院所提出的关于根治黄河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原则和基本内容,同意邓子恢副总理所作的报告,要求国务院采取措施保证三门峡和刘家峡两个水库和水电站工程及时施工。

这是全国人大历史上第一次审议和批准重大建设项目,意义重大。   对此,钱正英印象深刻,这也是她作为人大代表参与讨论的最为热烈的水利工程报告。

“我记得这个项目是在苏联专家协助下搞的,由苏联列宁格勒设计院负责。

当时分管黄河的是我们水利部的另外一位副部长,我的分工并不是负责管理黄河,所以其中的具体内容我并没有具体参与。

但是邓子恢的报告特别振奋人心,全场热烈鼓掌,最后全票通过。

”  与这次掌声热烈、全票通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修建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时,1767票赞成,177票反对,664票弃权,25人未按表决器。

虽然该项目最终以绝对多数投票通过决议,被正式批准立项,但之前的讨论十分激烈,甚至存在较大争议。   “三峡报告的论证小组是我负责的,虽然当时三峡工程在技术上和经济上没有问题,但之前在组织论证的时候,我就知道不可能在人代会得到一致通过,因为社会上有各种疑问。

”两次水利工程截然不同的强烈对比,让钱正英感受深刻,“当时组织论证的时候,我认为我的责任就是研究三峡工程在技术上和经济上究竟是否可行”。   在那次人代会上,钱正英坐在了主席台上,她的身份已经不是人大代表,而是全国政协副主席。

当时各个小组讨论得都非常热烈,在表决前一晚的深夜,钱正英还被通知参加讨论,来到当时讨论最为激烈的重庆小组,以三峡论证报告主持人的身份,针对三峡工程回答代表们的疑问。 “当时最大的疑问是三峡会不会因为泥沙淤积而变成三门峡,三峡工程会不会变成无底洞,实际开支会不会大大超出,等等。 其实我们当时的论证也主要是围绕这些。 ”  说起这段经历,这位90岁高龄的水利专家仍记忆犹新。 “可以看出人大对三峡工程的讨论是非常认真的,讨论得也很自由、深刻。 我当时虽然不是人大代表的身份了,但是在现场也是非常紧张的。

”钱正英说。

  “三峡工程可以体现出人大工作一个民主化、科学化的决策程序。 我们的工作,一步一步都是按它做的。

”钱正英回忆说,“1986年10月,当时的国务院主要领导同志带着我们去看三峡。 在武汉回北京的专列上,领导同志和我们一起设计、定下了一套决策程序:先责成水电部重新论证、编制可行性报告,然后由国务院组织审查委员会审查,再报国务院、中央政治局审议,最后提交人大审议;中间还设一个协调小组,随时给人大、政协通气。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决策程序是非常关键、正确的。

”  从1952年冬天被任命为水利部副部长,1958年水利、电力两部合并当副部长,到1974年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被任命为部长,一直到1988年卸任,钱正英迄今已经参与和领导中国治水事业60余载,几乎参与了我国全部大江大河上的重大水利水电工程。

她的3个孩子,分别取名汇、洪、清,也都与她的治水经历密切相关。

身为水利专家,钱正英经手的大大小小水库数都数不清,她自己笑言“修一个水库就挨一次骂”,但她却继续坚持着、热爱着水利事业。   “我这一辈子和水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喜欢水,因为水既具亲和力又有无比的力量……”钱正英如是说。 (记者朱宁宁)。